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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献对南沙群岛自然人文景观的记述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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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7 23: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Damein 于 2018-11-17 23:1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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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y# J# |5 X! M* l) I文献来源:郭渊.中文文献对南沙群岛自然人文景观的记述及解析——兼论“南海仲裁案”中的不确之说(上)[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8,25(04):1-7.1 S) R% g& `: n
中文文献对南沙群岛自然人文景观的记述及解析——兼论“南海仲裁案”中的不确之说 (上)
2 @. }- f( }' c  }% A) {郭渊% W+ G1 M2 T7 x' V7 J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3 k* Y0 D+ M+ J( ~4 \
5 [; |& @- k: J6 f: k* o) j% x
南沙群岛自然人文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时有变化, 但依然有某些恒定因素存在, 如中国渔民的居住地、庙宇等, 它体现了中国人的主体地位和所形成的历史性所有权。对于南沙群岛某些自然人文景观, 英美航海文献虽有记载、日法亦有观察, 然而从本质意义上看, 中国渔民的资料无疑最具有发言权。他们对于居住地、庙宇以及周边环境、所从事生产的叙述,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当时南沙群岛的场景, 如再辅以国民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实地调查文献, 更能清晰地将景观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其中庙宇史迹是某些声索国所不具有的, 其文化含义亦为他国所不知, 英美航海文献记载的缺失就是明证。仲裁庭在“南沙群岛高潮地物的事实认定”的植被与植物、土壤和农业潜力、渔民存在等部分, 对南沙群岛景观的述说主要依赖并停留于英、美、日、法文献, 将最有可能复原南沙历史场景的中文文献 (1) 置之不理, 这就决定它不可能全面、客观地认知事物, 其结论错误就在所难免了。本文立足于中国渔民的回忆材料、国民政府及台湾当局的调查文献, 再现南沙群岛的自然人文景观及文化含义, 并批驳仲裁庭的某些错误之论。
9 F4 Y1 U" W0 ~3 {4 {9 B5 t一、岛上的居住环境及解析
& `/ a4 m# i% t$ S6 n1 g# o南沙岛礁在久远年代前就有中国渔民居住, 清季以来到群岛及附近海域捕鱼和打捞海产的人趋多。据学者研究, 按照《更路簿》成熟的航海线路考虑, 中国渔民到南沙的时间可能追溯到元朝中叶或明初。即使按照西方纪实性航海文献来看, 早在19世纪初叶, 活跃于南沙西北部的中国渔民就为英国航海者所关注, 并记录下来。如果从1812年英国航海者的记载算起, 英国航海文献对中国渔民的记载已相当久远了, 那么中国渔民在南沙的实际存在时间可能更长。渔民在岛长期居住者颇多, 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别有特色。这就是在有限空间之内, 居住地、水井、庙宇以及人们的耕作之地, 还有墓地和植被组合在一起。! D/ d8 l; K2 P4 {  D' c
按照中国传统村落文化, 居住地、水井、庙宇及冢地的组合, 是构成一个永久性的居民村落点的重要识别内容。各地根据实际物质条件, 进行了方式多样的建设。一般来说在空间或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居住地、水井、庙宇及冢地多集中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之内, 总的说来各处地理距离很近, 如此生产、生活以及祭祀融合到一起, 就构成了一个社区状态。南海诸岛情况就是如此, 详细内容参见下表。在群岛的主要岛屿上, 庙宇规模小, 大都位于岛屿的边缘, 庙门向海, “在南沙各岛, 凡有人住的地方都有庙, 铁峙、红草峙、黄山马、奈罗、罗孔、第三峙、鸟仔峙等岛都有我们渔民祖先建造的珊瑚庙”[1]416。2 t1 v* z0 x: M( D
南沙群岛的庙宇是岛上的重要标志, 建筑均简陋, 年代久远, 象征意义大于外在的实际表象。庙宇是渔民在岛上活动的中心地点, 渔民到南沙后都要到庙里去祈求保佑平安和生产丰收。20世纪50年代台湾考察人员说:“在太平岛与中业岛上, 都有一座土地庙, 这是我国数千年里风俗习惯的传统, 那是几块宽大的石板所架成, 三尺来高, 二尺多宽, 中间供养着石质的土地神像, 虽经多年风雨的侵蚀, 而且已经剥杂模糊, 而其雕塑的衣冠形式仍隐约可辨, 其南威、南钥、西月等岛均有类似小庙。”[]这些庙宇体现了深刻的群岛主体存在, 精神寄托———在波涛险恶中的自我生存、在自然面前所表现的精神张力。2 V( K: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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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9 y# J& o/ f6 a$ \渔民船只一般停泊在庙前海滩上, 居住的茅草房建在庙宇附近。在物质资源并不充裕的南沙群岛之上, 居住地建设因陋就简, “搭草木棚住, 用草席、椰子树叶作棚。黄山马 (太平岛) 有草海棠树, 牛棚树 (野枇杷树) 可作屋梁, 亦可作船木”[1]408。这种居住地的建造, “颇有我国建筑之风味, 竹竿为椽, 闲叶为盖, 中间铺以柔草”[2]276。居住地一般建在向阳、背风之地, 以在岛屿的地势稍高处居多, 如太平岛、南钥岛、中业岛等。这里是人们的生息之所, 附近有菜地, 周边有植被和植物。因岛上的地理空间有限, 使各种地物的分布格外紧凑。即使如此, 居住地、庙宇、菜地和植物仍因地制宜, 呈现出中国传统村居文化色彩, 绝不是杂乱无章的设计和建筑。图1颇能显示上述之意。
  ]9 l! R. F8 {, @5 d/ b“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是对生产力并不发达社会生活方式的写照。物质资源的相对匮乏, 运输不便, 以及南沙在岛之人的需求有限, 是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久远的原因, 当然这种状况又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在遥远的海岛之地, 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对于在岛的渔民来说, 淡水、驻地和食物不可或缺, 而淡水尤为重要。在南海仲裁案中, 菲律宾在评论仲裁庭提供的英国水文局、法国国家档案馆和法国海外档案馆材料时认为:“太平岛没有适合饮用, 或能维持人类居住的淡水。”[3]187对此提法, 仲裁庭恰恰是根据这些资料予以否认, 最后肯定了“太平岛、南子岛有着南沙群岛中最好的淡水资源”, “这些地物的淡水资源, 加上雨水的收集, 显然在过去支持了一小部分人的需要”[3]240。菲律宾未辩解, 然而仲裁庭基本上未利用中文文献说明问题。' G' u) I& W" D7 W
近现代中文文献对南沙主要岛屿的水井状况有所记载, 具体内容见表1。海南渔民回忆说:“在南沙各岛, 有井就有人住过。罗孔 (马欢岛) 、红草 (西月岛) 、奈罗 (双子群礁) 、铁峙 (中业岛) 、黄山马 (太平岛) 、鸟仔峙 (南威岛) 等岛, 都有我们渔民挖的水井, 铁峙的水井是用石头砌起来的。”[4]据英国航海文献、中国渔民回忆以及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 在太平岛等地经常有几口井的记载, 有时记载某井水可饮用, 其他井水苦涩, 不可饮用。在这些岛屿之上, 往往有废井遗留。这似乎是在岛之人反复探井的一个过程, 但不排除因外力所致, 使岛屿环境发生变化, 有的井水后来不可用。如有的岛屿或因海上风潮所致、或因年久失修, 而井水不能用。水井的水质状态, 有可饮用者, 就基本上能满足在岛之人的需求。# `8 d7 ~* u1 {6 @4 Q
因近代之时, 到岛之人较少, 淡水需求量不大, 故水井数量不多。例如太平岛, 中外文献记载也就是几口井。进入现代社会后, 随着到岛之人不断增加, 淡水需求不断上升, 加上建设之需, 对水井的数量及采水量要求有所提高。这未尝不可作为衡量岛屿“开发”程度的标准之一。以太平岛为例, 1933年4月, 法国人登岛时, 见水井3口, 其中1口为淡水井。1936年9月, 日军进驻后, 有水井4口, 其中1口可直接引用之。据《前进基地勤务报告书》记载, 1名医官调查水井后认为, “四处中有一处适合饮用”;另一名医官调查说, 每口井在过滤后都适合饮用。该报书说:“将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考虑的话, 直接生喝最好的一处井水, 应该没有问题。”[5]自此之后, 太平岛的水井及其供水设备逐渐增多。1947年5月, 《大公报》记者黄克夫采访太平岛, 记载了日军遗留下来的用水情况:: k7 q$ L; B* g' d1 @
岛上给水设备, 独立排营房之后, 有水塔一座, 长方形的蓄水池一口, 全岛各隅, 有圆井五口, 方井四口, 圆井直径二公尺, 方井宽一公尺, 深度三四公尺, 储水量视潮汐之涨落而定, 水质仍带咸味, 非良好之饮料, 故日本人特建洋灰蓄水池十口, 收蓄天水, 可供三百人之饮食。[6]6 v3 @) N5 Z2 h( i$ C
这应是二战期间日军驻岛用水情况, 其供水体系由水塔 (1) —水井 (9) —蓄水池 (10) 组成, 据此或可推测日本驻军有一定规模, 亦说明日军将该岛作为南进基点进行建设。淡水供应为淡水井和蓄水池 (雨水) , 因驻岛日军人数多, 仅依靠淡水井略显不足, 故建设一些蓄水池。1956年9月, 台湾当局南沙巡弋时, 见太平岛“原有水井十一处, 水池若干, 经整理后, 水井大部均可利用, 其中两处已无盐味, 可供驻守官兵食用”[7](1)。两次调查相比, 后者水井增加2口, 11处水井中有2处可供食用。因调查相隔9年, 期间或有到岛之人挖掘水井。如果考虑到一般来说渔民到岛人数不多, 故不排除台湾当局驻军挖掘水井、建水池之可能性, 或可能有误记。再者, 台湾当局恢复驻军后, 太平岛有2口淡水井, 按中业岛供引人数标准计算 (见下表) , 可供百人引用, 若再加上蓄水池, 岛上淡水供应很充足。
7 ?1 j7 _0 Z! b: n在南海诸岛上, 建庙立舍应被视为简单的居民村落, 在某种意义上起了主权碑的作用, 起到排他性的法理效力。20世纪初, 日本人西泽盗采东沙岛资源, 声称其为“无主岛”, 企图据为己有, 故毁坏岛上中国渔民建设的庙宇、填平坟墓, 试图去掉中国主权证据。两广总督张人骏与日本驻广州领事交涉时, 提出主权属我论据, 其中就包括庙宇、中国人的捕鱼活动, 他向外务部报告交涉经过时说:
0 }; |. m1 z; x0 |" }$ t东沙岛事, 顷日领来署, 谓该岛原不属日, 彼政府亦无占领之意, 惟当认为无主荒岛。倘中国认该岛为辖境, 须有地方志书, 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当答以东沙系粤辖境, 闽粤渔船前往捕鱼停泊, 历有年所。岛内建有海神庙一座, 为渔户屯粮聚集之处。西泽到后将庙拆毁, 基石虽被挪移, 而挪去石块及庙宇, 原地尚可指出, 该岛应属粤辖, 此为最确证据, 岂能谓为无主荒境!且各国境地如山场、田亩, 非必有人居方有辖权。[8]  \0 \: y  i/ b& [9 I6 R) d9 a
日本政府见中方证据确凿, 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东沙主权。建庙立舍、埋石立冢, 昭示着渔民用汗水浇灌与建设岛屿的历史, 以及彰显中国渔民的深刻家园情怀。这些历史遗物、遗迹遍布于东沙、西沙和南沙群岛一些主要岛屿, 成为群岛主权属我的重要象征。如前所述, 中国渔民这一生活习性和居住特征, 为觊觎日本人所忌惮并进行破坏, 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它对中国东沙主权的论证作用。同样之事, 亦发生在西沙群岛, 当法属殖民者及后来的越南觊觎并侵占西沙群岛时, 忌惮于中国渔民在岛埋石立冢所显示的主权存在, 并想办法破坏之。[9]通过中国政府主权捍卫历史以及反向推理, 可见西沙、南沙群岛的建庙立舍、埋石立冢是确定中国主权的重要证明。在主权争议、海域划界纠纷不断的条件下, 国际社会应考虑并追溯南沙地物久远历史, 以作为判明孰是孰非的重要因素, 而不能仅仅诉求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某些条框进行抽象的法理论证和裁决。8 K. d8 X# e6 L0 A* E$ }* s
二、渔民和调查者记述之景观及权益维护
/ G  d. r$ |# [0 O- S* m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居住的证据确凿, 然而仲裁庭在述说南沙群岛“渔民存在”“植被和植物”等问题时, 主要是根据英美航海文献、法日资料来陈述看法。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 仲裁庭既然要弄清上述问题, 那么应注重对南海渔民资料的调查, 尤其是对中国渔民资料的取证, 或有关历史记载和调查的查阅。如《更路簿》、南海渔民的回忆资料、中国历史文献典籍等。根据国际惯例, 在符合法律审判程序后, 国际法院或仲裁应广泛取证, 其推定源于事实, 并能经受得起历史检验, 如此其论才能站得住脚、才有说服力。
2 l9 A+ o& }9 |6 s0 l7 d4 ]) @中文南沙群岛文献丰富, 某些方面是英、日、法、美等国所不可比拟的, 它能非常客观地说明很多关键问题: (1) 密布于南海的航线、岛礁命名、海流、气象变化等; (2) 在岛之人的生产生活状况, 以及岛上的居住环境; (3) 岛上的植被和植物, 蔬菜的种植、栽培和生长情况, 等等。这些内容能够客观、明确地回答在岛之人如何维持生活、人居情况等, 更何况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百余年的存在, 他们最有发言权、最值得重视。然而仲裁庭却“有选择”地使用材料, 有意无意地回避中文文献, 即使引用, 也是拿些不关痛痒或似是而非的资料说事, 从而得出一些不利于中国的“结论”。
5 B3 J1 h# Y0 z" g1 a' u, ?: W既然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生活多年, 那么一定会有居住和生活设施, 这一点应是不言自明的。为了进一步证明中国渔民的在岛生产生活, 有必要根据中文文献材料, 复原当时南沙群岛的历史场景, 以事实证明仲裁庭上述之论以及菲律宾的“太平岛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形式的人类定居居民”[3]187之说的荒谬。为取得即时性效果, 本文主要利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中文文献, 内中包括海南渔民的回忆、民国政府的调查、台湾当局巡弋南沙的记述。这些内容远在仲裁案之前就已存在, 颇符合仲裁庭所说的“在过去某一时间点对地物的直接观察特征的记录”[3]140, 即南沙群岛原初资料。如胡焕庸的《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10]、麦蕴瑜等人的《1946年我国收复南沙群岛实纪》[11]、克夫的《南沙群岛实踏记》[6]、张振国的《南沙行》[2]、《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7]、韩振华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1]等。本文根据上述文献列表如下, 以复原南沙群岛主要岛屿的自然人文景观。  d2 s4 d. ]" K  J8 R# M; R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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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以看出, 这些资料对于中国渔民在岛的居住环境、祭祀、庙宇、墓地、活动场所, 以及岛上的植被和植物都进行了描述。这亦是对上一节某些内容的展现, 由此表的内容可以看出:首先, 从地域空间范围看, 这些岛屿地理距离较近, 便于渔民联系并形成生产、生活网络, 而且渔民付出的成本并不一定很大。正是在穿梭往返的经济开发、生活联系中, 以这些岛屿为中心的南沙群岛整体观念逐渐形成。《更路簿》中的南沙群岛线路网络, 亦是从这些岛屿出发———南下、东西两向。其次, 在南沙群岛之中, 这些岛屿一般来说面积颇大, 岛上的植被和植物有生长、栽培的空间, 产量尚可, 且附近海域资源丰富, 这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在岛之人的生活需求。在岛之人以这些岛屿为依托, 开展生产、贸易活动。也可以说, 南沙群岛的生产、贸易以及生活网络, 首先以这些岛屿为中心逐渐形成, 并渐次扩大。最后, 这些岛屿位于南沙群岛北部, 航海环境不甚复杂 (相对于危险地带、南沙西南部和南部地区而言) , 便于人们与西沙群岛、海南岛联系, 于是它们就成为渔民率先开发、居住之地。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它们亦成为日本人、法国人来南沙之后觊觎和侵占的首选之地。# d- ?$ i' T0 t# j8 G, }' v' h' u
中国渔民在群岛的居住环境、祭祀或信仰、生活状态等方面的记载, 远比英、法、日文献丰富。这些不仅构成了中国渔民在岛的生产生活内容, 亦是拥有群岛主权的证据。在南海局势变迁之际, 尤其在他国侵犯中国南沙主权的条件下, 群岛人文景观就成了中国人的主体存在标志, 也就是说, 它们的主权标识意义就此凸现出来。在南沙群岛历史上, 国内报刊首次提到群岛的人文景观, 尤其是岛上的庙宇、渔民的生产生活, 始于“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如《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 纷纷刊登中国渔民在岛消息, 并对其生产规律进行介绍。这虽是对群岛的最初认知, 然而却源于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0 s) I2 q, X% e& w) _- J+ `% t近代以来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 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以求生存。通过阅读渔民的回忆资料、《更路簿》内容, 可以感知他们用朴素的语言、形象生动的名称, 来表达对所看事物的认知, 以及对航海经验的总结。基于阅读表象来判断, 《更路簿》的疆域理念表现得并不明显, 实际上渔民的疆域意识已经内化于生产生活之中。阅读史料可知, 中国南沙渔民最初对他国觊觎、盗采资源以及侵占的企图并不明了, 有些渔民还不明就里地为其指引航线 (日本) 、按照其要求照相 (法国) , 缺乏维护海洋权益的警惕意识。待到中国渔民意识到它们的侵占企图后, 就进行了自发性的反抗。 (1) 对此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正如众多学者、报刊所论证和宣传的那样, 中国渔民将群岛及相关海域视为生产场所和生活家园, 具有朴素的疆域信念。本人对此深表赞同。另一方面似乎应认识到, 正是因为渔民对疆域认知的局限性 (疆域范围、划界以及国际法知识等) , 致使其对列强侵略南沙群岛的斗争未上升为自觉阶段, 即未组织起来开展保岛护渔斗争、未及时向政府部门反映或提供南沙情报等等。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是苛责于渔民。这种状况既与渔民出身于社会底层、绝大多数未接受教育有关, 更与统治者疏于边疆治理、不注重边疆教育有直接关系。6 [; X' }2 x9 V% ~# Y* Z
因处于社会不同地位, 每个阶层或阶级的社会责任是不同的。在疆域建设和保卫、主权维护和斗争中,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对手, 历史赋予中国渔民的责任应该是有限的, 其主体性存在而认知的缺欠, 需要统治阶级或其他阶层来论证、补充, 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在场与及时履行责任是关键环节。在领土主权遭受危机时, 对于执政者来说, 采取实际行动是捍卫主权的关键步骤。然而在法占南沙群岛之时, 执政者的行动却滞后于事态的发展。[12]社会各界上述当道, 指出该地是中国渔民生息之所, 对我海疆国防极为重要, 呼吁政府对法采取强硬措施, 收回被占之地。1933年8月19日, 上海总工会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6 a2 p  N% ~9 ^
查该九小岛, 业由粤省府查明, 系在琼崖之南, 确属我国领土, 且位于菲岛及安南之间, 水产丰富, 夙为我民卜居之地, 而于交通国防关系尤为重大。今法政府竟乘我国家忧患交迫之时, 师日人九一八故智, 公然占据, 殊堪发指, 而日本外务省近复搜集伪证, 希图染指, 我如默尔而息, 不予抗议, 则行见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鲸吞蚕食而无已, 大好领土或将悉非我有, 贻患前途何堪设想。[13]
! ~- s( v% M# f) H- R5 S  \$ M* V% p当时中国政府与法交涉之时, 学界和报刊的一个重要的立论是远洋之岛屿, 何国人民住居其地, 即为何国领土。他们虽未列举国际法之具体条款、法学家之论断、国际法判例, 但该立论表明一种百余年来领土归属的既成事实, 已为国际社会所接受。8月22日, 上海市商会致电外交部, 对法占九小岛表示愤慨, 请求政府向法政府严重交涉, 以保国土:
/ ~8 \* S% @" g+ _法占粤海九小岛事, 虽据称经纬度数与西沙群岛相去三百余海里, 然依据通例, 远距大陆之岛, 何国人民住居其地, 即为何国领土, 报载法占九小岛后, 有仍许渔民照常捕鱼之说, 是该岛之有中国渔民, 由来已久, 即此已可推定其为中国领土, 法人似不能再以国际法之先占为制。有清库页岛之为日俄分占, 即由于守土者视为荒远, 置不措意, 此种覆辙, 未可再蹈, 拟请毅力争持, 勿存观望为筹。[14]
  Y9 c' r6 B1 o0 P% `除上述团体之外,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宁波商会、文昌县参议会、甘肃皋兰县农会、旅越全体华侨代表郭鍠标、浙江鄞县民船船员工会等, 亦向政府请愿, 请求及时派舰巡弋海域, 捍卫主权。与此同时, 国民政府外交部、参谋本部、海军部以及驻外使馆确定群岛位置及重要性、密集研究对法交涉之策。可见, 对于南沙群岛地缘重要性的认知和论证, 是由统治阶级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团体、阶层来完成的。这反映出执政者与底层民众在维护民族权益上的一致性, 但从程序性角度说, 执政者实际上滞后于南海地缘形势的变迁和捍卫领土的要求。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法、日两国早在10多年前就已认识到南沙地缘重要性。1 ~1 z; _! N4 C1 d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是自然产生的, 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长期以来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 某些国际条约以及公开出版的文献图集亦广泛征引, [15]并不因为目前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别有用心的否认而减损其效力。同时, 在古代乃至于近代社会, 除兼并战争、割让、放弃等方式获取领土外, 东亚社会和国家关系之中, 一国领土主权的形成主要表现为该国人在该土地的生活及频繁的往来, 这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于领土的确定———一种国际法的确定。那种以近现代国际法来解决或衡量历史上的久远领土归属问题的方式, 在东亚社会和国家间很难行得通。1 A9 L2 X# Z0 y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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