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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史料看近代日本势力对西沙群岛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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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5 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内容来源:刘永连,卢玉敏.从日本史料看近代日本势力对西沙群岛的渗透——以1921—1926年何瑞年案为中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28(01):161-172+216.& h- [  s2 F+ \/ J6 H8 F& w- {/ R
转载以普及南海史料,如侵犯知识产权,请联系删除。转引时为便于阅读,略去摘要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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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史料看近代日本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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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沙群岛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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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21—1926 年何瑞年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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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连 卢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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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以来南海史中,日本因素不容忽视。早在 19 世纪日本政府就有了向南洋扩张的思想和政策,20 世纪初期在日本官方 “水产南进” 旗号鼓动下,日本商人、渔民进入南海非法拓殖; 民国初年日人已进至西沙群岛探险、勘测。特别在 1921—1926 年间,香山商人何瑞年从广东当局获取西沙群岛采矿权,日本官方进而操纵其商人收买何氏,与何氏勾结,实际垄断并大肆盗采西沙群岛磷矿资源,严重损害了中国海洋权益。对于这些史事,学界多从主权归属的角度捎带提及,加上文献资料有限,未能了解其活动细节和内幕。近年来,日本相关档案逐步解密,为深究近代日本在南海的渗透提供了更好条件。日本学者浦野起央就此梳理了二战前日本介入西沙群岛的 历史过程,不过没有对其渗透活动的实质展开分析。
7 C2 X8 g; r$ D       为此,笔者以较近公开的日本政府档案为基础,与中国档案及其他相关文献加以比证,以何瑞年案为重点探讨日本势力渗透西沙群岛这一问题,亦由此反观我国近代海疆管理存在的弊端,为当前维护海疆主权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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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初年日人在西沙群岛的掠夺活动5 v5 D! C, @+ u4 f4 U- g
       20 世纪上半叶,磷矿是南海极具经济价值的海洋资源。它主要由海鸟粪与珊瑚礁发生化学作用后积淀而成,内含丰富磷质,可用于制造过磷酸钙,是近代世界各国人造肥料工业的重要原料。这一时期日本正值振兴实业之际,以保农业自足的肥料制造业蓬勃发展,故而高度依赖海外磷矿石资源。另一方面,日本在相继战胜清、俄之后,对外扩张意识渐强,鼓励其渔民发展远洋渔业; ③ “台湾总督府” 则专力谋划 “南进”,鼓动商人向热带地区拓殖。在经济、政治政策的双重促动之下,日本商人很快进入南海海域。1907 年日商西泽吉次染指东沙群岛,开日本势力侵入南海诸岛之端。; L9 a  E: X. o9 Z  F3 k, r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1915 年 10 月 9 日,旅粤日商杉山ツミタカ通过一名与之素有交情的中国商人率先向广东当局提请承办开发西沙群岛林业和磷矿,并得到了广东巡按使张鸣岐的许可。不过此案在广东档案中未见记载,具体情况亦不得而知。1917 年前后,日本磷矿价格大幅攀升。日商为逐暴利屡屡侵入西沙群岛进行非法探查,日本外务省记录在案者就有小松重利、池田金造和平田末治等人。小松重利、池田金造于 1918 年 5 月至 9 月间窜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磷矿探查,回国后即于同年 10 月委托政客神山闰次等向日本外务省呈称其发现了 “无人岛”,请求当局进行 “主权”确认。1918 年12月,两人联合日本农商务省技师鸭下松二郎、樱井凌亮进行第二次探险活动; 1919年5月以神山闰次、桥本圭三郎的名义再次向日本当局提出 “领土编入” 及磷矿开发申请。平田末治自称其在1917年6月前往东沙岛途中遭遇风暴,漂流至西沙群岛,偶然发现岛上磷矿资源; 经过1918、1919 年对该群岛的两次调查后,认为采矿事业大有可为,回国向日本外务省申请 “主权” 确认; 1919年 3 月向日本农商务省呈递 “采矿申请书”,并将西沙群岛命名为 “平田群岛”,准备着手开发。平田申请比神山、桥本提前两个月,获得了优先开发权。另外,似乎日本三井物产会社也对开发西沙群岛磷矿表现出极大兴趣,因其曾于 1920 年积极咨询西沙主权归属。0 r/ Q, d' |7 O& r# q! y( O: Y
       对于将西沙列入 “版图”之请,日本政府并未当即宣布日本拥有该地 “主权”,而是 “调查”其主权是否已有归属。据其公文记述, “台湾总督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曾向港英殖民政府函询,得到 “不知该岛是否为中国属岛” 的暧昧回复。另据印度支那总督府政务和土著局公函记载,日方亦曾致函法属越南海军司令、海军上校列米 ( Remy) ,对方回称 “该岛非法国属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日本当局偏偏未向中国政府咨询主权问题。实际上,在日商呈报其外务省的测量图中,所注岛名不少使用当时中国称谓。且据西沙群岛所在地理位置,日本唯独不咨询中国政府,可见日本当局并非尊重他国主权,而是顾忌英法列强势力。更为重要的是,1920年2月,日本海军省已在其官修 《海军水路志》 中发现1909年中国政府派员到西沙群岛巡视查勘、竖旗宣示主权的记录。而据平田自述,他在同年3月收到日本政府 “可着手开发” 的示意。显然日本政府无视中国主权,想自己僭越为西沙群岛的 “主人”。时至 1920 年 9 月,西沙群岛主权归属已然明确。同时,西方列强势力在一战结束后卷土重来,密切关注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活动,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直接占据西沙群岛的企图。平田末治被迫暂时中止西沙采矿活动。然而日本政府并未就此退出,而是迅速转变策略,以另一种形式介入西沙群岛事务。2 O  I: n' ?0 W2 k, C# [, {! X
二、何瑞年案与日本势力的楔入1 ~# \$ O! s2 p/ h# l5 r
       何瑞年,广东香山县 商 人,1921年3月向南方军政府内政部申请承办西沙群岛实业,获准试办; 1923年4月,正式领得西沙群岛承垦证书、矿业经营执照。正是借助此人,日本势力迅速楔入西沙地区,大肆盗采我国海洋资源。
$ Y+ @& h* X& A# v& m4 ]( 一) 初选梁国之" h1 I  n  F) t! j8 h- J
       最早与何氏勾结的日本商人是平田末治。在被迫中止采矿活动后,平田极不甘心,多方向其当局寻求援助,而诸多日本官吏亦积极施以援手,为其出谋划策甚至居中斡旋。这段时间,先后有外务省亚细亚局长芳泽氏、通商局局长田中氏、东洋课长木村氏、前任日本驻广东总领事太田氏、“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 下村氏等高级官员与平田会晤,建议其 “承认该群岛为中国领土,做好要将利益分成缴纳给中国政府的心理准备”。不久, “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庶务长” 池田幸甚居中介绍,让平田率先结识了中国商人梁国之。
; g8 e) E1 m& W# M/ z       据广东文献记载,梁氏 “籍隶香山,久商 香 港。民国六年 (1917) 讨龙之役,会任黄明堂军中参谋。且与原任广东盐运使邹鲁为亲戚……又与现任广州市公务局长程天固、新任大本营第四路游击司令调任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皆属稔友”。另据日本档案,梁亦与日方关系密切,“台湾总督府” 官员评价其 “为人极有信用,数年来为日中亲善事业尽心尽力”,因而成为日方借以攫取西沙权益的属意人选。
- l/ I( [$ M; I2 g- z       1921年3月,平田与梁氏在香港会面,达成口头协议: 平田向梁提供采矿所需一切资本,并以提供采掘设备为担保,以梁名义向广东省署申请西沙采矿权。梁氏承诺成功后将磷矿专卖权全部转让给平田,并以提供采掘设备为担保。采矿工人使用日本人。
9 Z: Y5 @, v  t0 W, y2 A! D1 I       4月,梁氏向广东省署呈称发现 “怕卤斯里群岛”, “拟即自筹资本三十万元,先行试办磷矿渔业五年”,申请磷矿和渔业的开发权。当时广东当局已拟批准,然旋即发现梁氏所谓 “怕卤斯里群岛” 就是西沙群岛,考虑到何氏享有优先开发权,故取消对梁氏的许可。日方企图暂时受挫。8 \/ |- V; ~- i( K7 D+ k
( 二) 锁定何瑞年& B+ I: u3 l4 `9 m; y
       利用梁氏染指西沙之谋破产后,日方把注意力转向何瑞年。这时候,又有日本驻广东总领事藤田荣介积极介入。据藤田调查,何氏曾在辛亥革命时期捐助孙中山活动,又为其提供庇护,因而与孙交情深厚。孙亦有意报恩,一路鼎力支持。故而何氏得以越过广东地方政府直接向军政府申请,并使其承办之事顺利无虞。闻此消息,日方以山田纯三郎为中间人与广东地方高层斡旋,同时委托杉山常高、涩谷刚直接与何氏交涉。8 X* t0 R1 }" u' I4 p
       以上山田、杉山和涩谷三位日本人皆有来头。其中山田纯三郎是孙中山秘书,在中国南方军政府身居要职,深入其官场高层。杉山常高应即前述杉山ツミタカ,旅粤经商 20 余年,与广东权要交游亦多。他一直觊觎西沙磷矿,请办无果后游走于广东商人之间,被何瑞年聘请为商业顾问。涩谷刚其人,与杉山颇有交情,亦与何氏 “意气投合”。为此平田重酬请涩谷居中斡旋,与何氏谈判。- E5 c' L' Y6 V9 ]1 J! T$ Y
       谈判之初,平田企图以三四十万日元收购何氏 “西沙群岛实业无限公司”。然而何氏无意转卖,收购无望。几经商谈,何氏同意吸纳日人资本,改组原来公司,由双方合办。1921年 11 月 24 日,日本商人平田末治等组成资本团,由早已勾结在一起的梁国之为代表出面;何瑞年则以西沙资源权利代表身份出面,由原合伙人罗叔雅、卫志清见证,双方签订 《合办西沙群岛实业公司订立合同》,达成 “合办” 开发西沙磷矿的协议。+ a& \( H4 E/ ?5 q' }, r
三、“合办” 的实质及背景( M; _) B* D, W( [
       然而,只要 对合同内容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此 “合办” 性质令人生疑。合同主要条款有:2 c! P* }! N0 z( s6 \
第一条甲 ( 即西沙矿产权利人代表何瑞年,下同) 将经营西沙群岛之全权永远委任于乙 ( 即日方资本团代表梁国之,下同) 。
, a$ ?# C- I4 N; K5 `8 R7 |  x第二条本公司现集足资本股银一百万元正,以广东毫银为本位,订明每万元每年月息七十元算,如资本一百万元尚未足用,须由乙担任增加,以足敷需用为度。% Y4 p2 }2 e+ g. D0 d) G) ?* g6 e
第三条本公司所有年中买卖收入总结算明,除支一切费用及利息外,所存之款即作为溢利分作十成,甲占三成五,乙占六成五,以每年三月及九月为结算均分之期。至甲占三成五之内,应提出三成还本; 俟资本团各本银清还之日,所有溢利甲乙各占五成平均。9 V; n5 }( \4 @' @) ~: i: |
第五条公司领得正式执照时,除何瑞年、罗叔雅、卫志清等原股东三名外,再加入资本团梁国之、谭桂余、翁山英、潘子明等新股东四名,以上述七人名义共享西沙群岛采矿权利。% M# ?0 x9 W' o% a
第六条本公司开始查勘矿岛一切工程等费,经由办事发起人等共先垫支,费用银六万五千元,应由本公司资本股银项下于立约日先行提出交回一万元,其余俟领得正式执照日即行交足,毋得延误。

" W; F3 `. u" B4 g" z6 ?" G       先看其经营权,第一条明确规定,何瑞年要将西沙群岛经营事务全权永远委任于日方资本团代表梁国之。可见何氏仅仅是 “权利享有者”,丝毫未介入经营过程,而经营权全部落在了日方手里。如果对照后来实际情况,则是由平田从事西沙群岛的资源开发,所用技师、工人以及所有开采设备、基础设施等,皆来自日本本土或日占台湾; 所挖掘的鸟粪磷矿等,亦完全用日本轮船运往日本境内,出售给日本的肥料制造业主。如此,西沙群岛的海洋资源完全由日本人来开采和享用,中国人竟丝毫不能沾边。8 W4 G2 h3 C( K9 ^7 ]2 R
       次看其资本来源,何瑞年公司已演变为日资企业。据何氏注册文件看,其原来公司资本仅有 5 万元, “合办” 后资本基数提高到 100 万元,其金额由日本资本家以及 “台湾总督府” “殖产兴业” 奖励资金筹足。另按第六条规定,何氏预先支付的六万五千元将由日方资本银分两个阶段返还。日方实际上拥有全部股份,公司资本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7 c' r3 X% P, @
       再看利益分配,其绝大部分为日方攫取。按规定经营利润何瑞年仅得三成半,日方资本团则占六成半。而且在何氏所得利润中还要抽出三成偿还日方资本,意味着中方实际分成甚微。在这里,日方为获取最大利益可谓用足了功夫,达到了利润最大化。整个西沙群岛磷矿资源,除了何瑞年这个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中国奸商能够极个别地沾上这么一点利润外,其他所有利益都被日方攫取。
# l1 \+ W9 b6 d+ i9 R) P9 U. ?7 R: b- @       最后,何瑞年又承诺,待获取正式承办的营业执照后,可以纳入梁国之、谭桂余、翁山英、潘子明等四人做股东,以此七人名义共享西沙群岛磷矿采掘权。新加入的四人属于日方资本团成员,代表日方利益毋庸置疑,由此日方董事占了多数。不过,为什么没有将日人列入股东名单呢? 这一做法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早自晚清招商开发东沙群岛时起,我国海洋主权意识渐强,历届政府都曾强调承办开发者必须是中国公民,南方军政府同样不能破例。1922 年 4 月,何瑞年向广东省长公署申请增加股东,顺利得到批准。再后有人告发何氏招纳日股,广东地方政府撤销其承办权,而何氏竟可言之凿凿,称冤辩屈,结果很快复办。直至 1928 年,日商之所以能够多年染指西沙资源,正得益于这种狡诈的掩藏手段。- d$ j, Q+ L4 \/ q7 |; ]- a
       在实际开发过程中,日本人也确实严格掌控,中方未能插手。据广东档案记述,1922年2月崖县县长曾派专员前往西沙群岛查勘,结果发现岛上皆为日人。而 “台湾总督府”调查报告更为详实,据载当时平田采掘位置主要集中在甘泉岛,雇佣工人来自琉球和台湾,施工方式采取露天开采,分工环节包括采掘、搬运、装船等; 其生产设施有采矿场、储矿场和仓库、码头等,并铺设了运送矿料的铁轨,搭成送货上船的栈 桥,配有台车、艀船等机械,此外还建设了小规模的锻冶场和木工场以打造生产工具等。至于岛上生活设施, “有事务所兼宿舍一栋、矿夫长屋两栋、炊事场兼矿夫食堂一栋、炊事附属小屋一栋、杂物屋一栋……为了提供饮用水,建有三个储存雨水的水槽以及两个饮用水过滤器”这种已具规模的设施,足以让日人长期驻守,顺利施工。仅在 1921 年 6 月至 1922 年 3 月间,平田就先后两次雇佣 “明保野丸” 到岛,装运鸟粪磷矿共 4300 吨回国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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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i4 n  e7 s! z+ ^8 `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也关注和插手西沙事务。1922 年 3 月,“台湾总督府” 派遣矿务课技师高桥春吉、技手长屋裕、农务课技师小野男五郎等人到岛,对平田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被编成 《西沙群岛磷矿调查报告》一书,于1926年9月公开出版; 平田经营模式被列为日本磷矿经营样本,宣传推广。同年5月,正值广东地方各界掀起反对何瑞年运动之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藤田荣介为确保日方利益,要求何瑞年、梁国之与平田、桢哲等
7 M5 B+ ?9 G. f人在领事馆当局见证下签订 《借款契约书》、《磷矿采掘委任契约》、《磷矿买卖契约》、《利益分配契约》。0 Z  O' m' m8 O( N0 e+ A) e" {
       以上证明,这次所谓 “合办” 开发西沙磷矿资源,其实是中国奸商私自出卖国家主权利益,完全由日本商人经营和其政府管控,日本势力独占了西沙磷矿资源的所有利益。* n4 w% p" f( G1 i; P- [
       那么,日本势力为何能如此顺利地楔入西沙群岛事务? 尽管这次 “合办” 采取了隐秘手段,股东名单上见不到日人名字,同时所订合同也未曾公开,但是日方向何瑞年寻求合作的过程为军政府高层所知情。当时日本官方曾请孙中山秘书山田纯三郎向中国政府疏通,同时梁国之亦代日商 “托人转向大总统 ( 孙中山) 陈请”, “旋奉大总统饬传代表 ( 何瑞年)进见,谕以尽可合办”。故而何氏向广州警局呈文解释 “合办” 之事,称是 “仰体大总统睿旨,爰与梁商接洽,双方同意,加入股东”。
% t" |. m1 M# {' K       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军政府等明知日人向西沙群岛渗透却有意促成此事呢?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人图谋西沙磷矿的同时,山田纯三郎与日本宪政会议员菊池良一等人亦正策动南方军政府与日占 “台湾总督府” 合作开发海南岛。另据 “台湾总督” 田健治郎日记载,1921 年 8 月军政府派员出访台湾。该月 9 日,“孙文秘书山田纯三郎关海南岛开拓事业求我邦人之赞助”; 11 日,“山田纯三郎、菊池良一以及涩泽子外三人添简来访,述广东政府特使马育航之企图,关海南岛开发之计划,切望我总督府之援助及实地调查之决行”; 12 日,“阿部局长来禀申左记要件,予对之口授复答之旨趣,尚指命左记诸件之调查: 一、关山田纯一 [三] 郎申请海南岛开发调查费支出之件”。不久,上海报纸揭露琼崖督办李根源向台湾日商借款数百万元,传言军政府有出卖琼州之意。
( ?6 a4 Z% s; ?       如果稍微留意该时期中国形势,便可知中国革命正处于屡遭挫折的艰难历程之中。经历了 “二次革命”、“护法运动” 等斗争的失败,新成立的南方军政府内有严重的财政困难和派系矛盾,外有北洋政府高压和西方列强干扰。风雨飘摇之中,军政府亟待国际支持。然而英美诸国以控制关税等手段对军政府严加扼制,军政府很可能转而求助日本,像合作开发海南岛这种较大层面上的外交意向也在情理之中。甚至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军政府不得不舍
% A/ L) g3 T! V7 R8 Z- w* p弃国家主权上的部分利益。西沙群岛既属海南岛崖县管辖,列于中日合作范围也未尝不可,那么容忍日本势力渗透和搀夺磷矿资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w# P. x" P7 m6 h9 ~) C
四、齐藤藤四郎与何瑞年的勾结# p( P! y; R. Q+ L  l1 T
       1924—1925 年间,由于经营不善,平田末治意欲退办,另一日本商人齐藤藤四郎趁机加入。
1 `+ d) X! {2 u! |) h& h       齐藤藤四郎,日本枥木县人,曾任日本政友会代议士 ( 众议院议员) ,又在大阪出资兴办海鸟粪制肥公司,可谓亦政亦商。在平田经营西沙时期,运回日本的鸟粪、磷矿直接供应给齐藤公司。
1 m( i( z1 u; A2 g9 |       在此之前,西沙群岛实业无限公司股东出现内争。1925 年 1 月,股东卫志清病死,何瑞年借机申请解散了公司,改为单独经营。同年 4 月 3 日,在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清水亨牵头和见证下,齐藤藤四郎作为日本资本家代表,与何瑞年签订了 《卖矿契约书》,主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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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齐藤筹款八十九万七千余元,购买西沙群岛卖矿 ( 销售) 权利,并替何氏垫付其余一切建设费用。1 Z+ y: k) g4 P0 ?
( 2) 何氏将西沙群岛磷矿 ( 包括海鸟粪) 贩卖经营全权委任于齐藤办理,但掘采、搬运等事宜由何负责。采矿工人使用中国人,惟工程师数名可用外国人。
: B) e% Z6 b! s" I7 o( 3) 卖矿权不得用于别项债务上之担保,亦不得转让他人经营。采矿权与搬运权需在双方协商后才得转让他人或是作为别项债务上之担保。7 c3 r2 a2 h; E9 K8 Y
( 4) 卖矿收入每年结算,其中五成用于偿还垫款,剩余五成在抽取垫款利息后双方五五均分。' b2 E8 w/ @4 S- C
( 5) 凡与广东政府各部门交涉事宜,由何氏负责办理。

2 R% z: |4 ]( F$ n5 w* g       大概由于 1922 年崖县县长的揭发引起舆论大哗,次年广东地方政府颁发正式执照时也向何瑞年强调不得揽入外股、招募外人,故而齐藤接手西沙磷矿似乎有所收敛,在合约中写明雇佣中国人等事项。不过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直至 1929 年西沙采矿者皆为日方工人。至此,何瑞年已乐得坐享利润,非但一切资本和费用仍由日商筹备和掌控,而且从不插手西沙采矿、贩卖各个环节。如此,日人照样全面掌控并享用西沙磷矿资源,与前毫无差异。* b- ~$ x6 B8 f/ O1 z& k. u
       何氏和齐藤还签订了 《借款契约书》,申明日方所出资本属何氏借款,何氏必须以转让开采、贩卖西沙磷矿 “一切权利” 做担保,同时要缴纳借款中 42 万余元所产生的利息。其实质是以条约形式固化了中、日商人的既有利益关系,以保障日本势力在西沙群岛的长期权益。这无疑促进了日本势力在西沙群岛的扩张,加剧了其渗透程度。9 s% P* i  X4 s& C
       资料显示,日商在西沙群岛的经营规模明显扩大,表现为: ( 1) 主要采矿地点转移至林岛 ( 今永兴岛) ,并且有向周边各岛礁扩散的趋势。1928 年沈鹏飞调查指出: “日人除在林岛安全采矿外,对于其他西沙群岛中之各岛,并力行探测,设计经营。” ( 2 ) 岛 上 生产、生活等各种设施更加完备。生产设施包括 “设办事处、贮藏室、宿舍、食堂、仓库、铁道、货栈、桥梁、木船、电船,以至运送用之台车、藤箩,及采掘用之锄、畚、网、筛,无不整备”。生活设施 “且有蓄水池、蒸溜机,及井泉以供饮料; 有食物贮藏室、豚舍、鸡舍、捞鱼船、蔬菜圃,以供食物; 有小卖部以供给日常用品; 有公症 制度以调理疾病”。( 3) 出产数量稳增,装运频繁。随着日人采矿经验的累积以及岛上设备的完善,磷矿产量有所增加,日本商船每隔一月来岛一次,将磷矿装运回国出售,每年由岛运走之鸟粪,达15000 吨; 当时地质调查队还估计,日人总计盗采了该岛近三分之一的磷矿资源。
% N1 q( ]" T) V2 D" A1 n, Z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占有西沙群岛的野心再度彰显。1926 年,北洋政府为建设气象和无线电台照会日本公使,要求日人撤出西沙群岛。然而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深谙当时中国时局,建议对此不予理会,理由有三: 第一,北洋政府此举背后是英、美等势力的军事需要;第二,当时正值中国北伐战争时期,北洋政府应无暇顾及该计划; 第三,广东方面撤销何瑞年案后尚无任新的举措,正是日本继续经营西沙、加强控制该地的好时机。结果,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北洋政府无可奈何,西沙群岛建台计划中废,盘踞此地的日本势力亦未动毫毛。 9 }- b. v% N2 p8 z# f5 Y' ^
五、何案撤销后之日人竞入
2 ~2 W1 |( B) p; e3 e0 o' T       1926 年,商务厅、实业厅先后上呈省政府,建议撤销何瑞年案另行招商。同年 11 月,省政府以何氏毫无成绩为由,宣布撤销何案,并饬实业、民政两厅派员赴岛整理业务。但因当时南方政府正全力北伐,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表示无舰可派,故此事迁延至 1928年 5 月才得以落实。这时西沙富厚的磷矿利润回报使得日本商人馋涎欲滴,于是日人竞入此地,以致引发内争。; d6 k5 e0 `- J
       1927 年,日人高岛秀次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告发齐藤藤四郎私采矿产。宋子文委托广州国民航业公司商人俞志远作为其全权代表整理西沙岛务。其实,高岛意在吞并齐藤产业。他一方面请求日本海军省驻广东海军援助,阻止齐藤从西沙运输磷矿; 另一方面通过涩谷刚斡旋与俞志远达成以下协定: ( 1) 由俞氏负责争取国民政府批准,高岛负责采矿设备及费用,双方共同派员赴岛押收齐藤私采之鸟粪及原有设施; ( 2) 卖矿所得纯利国民政府占 55% ,俞氏占 30% ,高岛占 15% ; 不过高岛因未能缴纳 1 万元保证金,染指西沙计划破产。
: `' K) \; d  X; J同年,又有日人小畑 政 一与俞氏达成协议,由小畑动员日本资本家安原美佐雄出资,每次出航向国民政府交纳 2 万元,以沪商沈起凤的名义从政府获取正式委任,打算先将齐藤积存在岛上的约 4000 吨海鸟粪运回日本出售。10 月,沈起凤、小畑政一、安原美佐雄等人乘坐日轮 “福海丸” 前往西沙,随船同行者还有广东虎口司令部兵士 21 名、粤籍工人 40 名、保卫员 16 名。齐藤大为恐慌,向日本海军省求助,详述中国 “武装占领” 西沙之情形,控诉小畑政一等日商攘夺其事业,请求海军省派舰赴岛营救其员工,并切实调查此事,维护其利益。1 ^9 f; \# N9 q4 T' }
       1928 年 1 月,日文 《周刊·支那事情》 揭载了 “我邦人所经营之西沙群岛被中国士兵占领” 一文,日本国内舆论大哗。日本海军省迅速介入,调查确认了何氏特权已被取消、小畑等人已将日本工人运离该岛等事实,不过认为事属商人争利,未予派舰。 ! `9 @$ m) L( y9 i
       此后,何瑞年冒用承办虚名继续与日商勾结。1928 年 6 月,何瑞年与日本东大洋行主东则正及前述安原美佐雄二人订立 《卖矿契约书》,订明: 何氏将西沙群岛现存设备无偿供与东则正、安原美佐雄使用,东则正、安原则向何氏支付四类款项,包括: ( 1) 卖矿利润,每吨银 2 元整; ( 2) 事务费用,每半年 7500 元; ( 3) 矿产税款 及 “四季赠礼费”,每 年700 元整; ( 4) 监督专员之薪水补贴,每半年 2360 元。
0 t' S8 P/ C7 ^  D9 w" P8 i       1929 年 3 月 20 日,何氏以 “不履行契约,大反信义” 为由取消与东则正契约,又与日商大西宇兵卫签订 《买卖契约书》,规定大西以每吨矿石向何付费两元半的代价获取开采西沙磷矿的特权。其实,大西事先已向西沙活动。该月 6 日,大西资助小畑政一从大阪雇佣商船 “日盛丸”,私往西沙群岛修补栈桥; 14 日,又雇佣日轮 “第三丰彦丸” 搭载工人到西沙实施盗采; 至 5 月份,运载约 4200 吨磷矿返回大阪出售。) }# m7 [+ V+ L' \% h
       众多日商竞入,引起我国政府关注。自 1928 年起,广东省政府派员调查西沙群岛,该年暂批中山大学代管,1929—1931 年重新批商承办,1932 年将该岛开发事业纳入粤省 “三年建设计划”,收回西沙群岛经营权。同时就日方而言,由于日商内争带来麻烦,加以经济危机席卷日本,政府努力撤回海外资本,亦暂时抑制了其商人在西沙的活动。不过,日本势力活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积蓄力量,数年之后再度活跃,至 1938 年干脆实施武装占领。这是后话,不再赘言。1 r0 t3 M1 A4 J) Q* x
六、结语
( T' T, z1 P6 z) e" C       纵观日本势力在西沙群岛渗透的情况,可见在全面侵华以前亦即早期,表面上以商人在西沙的经济活动为主要形式。最初,日人借称发现 “无人岛” 而企图直接占有和开发。当中国申明主权后,遂改变策略,收买、勾结中国承办商人,以签订合约的形式盗采我国海洋资源。就何瑞年案来看,前期平田末治借助 “合办” 外衣,改组何氏公司,加入日方股东,注入日人资本,使其演变为日资性质,迫使中国商人 “委托” 其全权经营,控制采矿、运输、销售乃至消费等所有环节; 后来齐藤藤四郎等进一步采取借款、垫款等手段从何氏手里获取销售及采矿等权,大西宇兵卫甚至以采矿抽份的方式掌控经营,更是将中国商人排除在各个环节之外。这样,所谓合办或合作实质上成了日方垄断我国资源开发,完全占有和享用我国海洋权益,是对我国海疆赤裸裸的侵犯,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
# ]5 D" Q# T' p8 v8 u' e: I2 {       在商人经济活动的背后,则充满了极深的政治意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日商活动基本上是在其政府官员的操纵和后援下开展,整个过程到处都活跃着官员的身影,背后则深藏着政府乃至国 家 的 意 志。日本政府上从外务、海 军、农 商 务 等 省,下 至 日 占 “台 湾 总 督 府”各个部门,外加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乃至驻华大使馆等,纷纷介入这些活动; 官员则上从其外相及各省大臣、“台湾总督”、公使、领事,下至地方各局、处、课长等,无不乐于为其出谋划策。事初为商人出谋划策乃至居中斡旋,中间协调、见证、调查、监督,随时管理,关键时候为其照会、交涉乃至派舰救护、架势。对于能够成功染指我国资源的日商如平田等,日本政府还会将其作为海外拓殖的样本加以宣传推广。之所以如此,无疑因为在日本政府和官员看来,这些日商的海外拓殖是其 “水产南进”、经济渗透的重要措施和政策体现,而其 “水产南进” 和经济渗透又是其军事南进、政治南进的前奏和铺垫,是其对外扩张大计———南洋政策的重要一环。宏观看来,日人在西沙群岛的活动与在东沙群岛、海南岛乃至整个南海、南洋的活动性质一致,背后都深藏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政治意图,不能单以商人牟利的经济活动看待。
% o' L# W4 N* Z  {4 Q  s       日人在西沙渗透的成功,折射出我国海疆管理存在的诸多弊端。作为传统上的陆地大国,我国早期缺乏应有的海洋意识,政府对海疆了解不够,管理多留空白,因此出现日人侵入而未觉察的事情; 对海洋权益也重视不够,不以主权等视,有时轻易出卖矿产等海洋资源。南方军政府高层明知日人渗透西沙而未予制止,尽管基于其政权、政治大计考虑,但难辞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之咎。晚清民国时期,我国海疆管理制度初建,弊端颇多。首先是政出多门,秩序混乱。中央有内政部、海军部、农矿部等,地方有广东建设厅、农矿商务厅乃至驻粤军队等,各有规章,纷纷插手。为此何瑞年越过广东矿务厅等主管部门,直接向军政府内政部申请,结果轻易获得承办权。其次是官场痼疾,许多官员讲究人情,任人唯亲,以至于因私废公,干扰了制度实施和正常管理。日人也正是借梁国之、山田纯三郎等混迹中国官场,借助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成功渗透进来。再次是监管制度不严,审核承办条件只考察注册资本和担保金额,而不调查其来源性质; 监督承办过程只注意收取特许费或矿务税,而少对开采现场和施工过程监管 ( 后来虽设监察员,但极少驻岛监察) 。国民政府对于何氏承办过程显然缺乏应有的调查和监管。何氏招纳日股,审核部门竟然不察; 驻岛采矿、运输等全用日人,管理机关竟不知情,以至于日人安然盘踞西沙,盗采磷矿多年。最后,当时我国工业和技术落后,市场体系发育不全,缺乏开发海洋资源的环境配套,磷矿即使开采出来亦无销路,致使承办商人畏惧开发,转让经营。由此,何氏坐享利润、齐藤等把持经营皆事出有因。正是钻了以上这些制度的空子,承办商人得以作伪,日人得以顺利渗透进来。
- S& t4 f9 D  i" _' v( _9 S7 [       从长远眼光来看,日人觊觎和染指西沙、东沙等群岛数十年,在南海问题上影响深远。作为岛小地瘠的国度,日本选择了扩张; 同时为了替扩张正名,日本还衍生出一套特有的侵略逻辑。 这些需要、逻辑连同在南海渗透的行为,都会烙印在其国家记忆里。近年来,安倍政府极力修改宪法,扩张军力,显然其外谋企图仍在; 主动与美联合巡航,拉拢东南亚诸国,说明整个亚太地区包括南海依旧在其图谋范围。对于日本这些行为及其影响,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今天我们仍必须提高海疆主权意识,尽量完善管理制度,不给外部势力留有渗透的任何机会。( Z6 s/ g& [4 x* [3 R. r& 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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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6 09:17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孙中山的黑历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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