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实践性-赵葆珉 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学科,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且从来如此,这是它的建构性决定的。始于殖民探险,纠缠于帝国争雄,其学术模式、研究宗旨等问题,在实践中萌生,且始终在实践中跋涉前行并寻找出路。两代欧美学者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依然不够系统和成熟,但并不妨碍这一学科以自身的方式延续和传承。在美国时代里,已经有了足够的累积和范式,其强烈的实效性完全凸显。战后众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当然,还有经济学者,抢占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中心位置,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活水,驱动这一学科的重心转型,走出象牙之塔,并成就了美国特色。这一学科开始摆脱草创时期怪癖的科学家的私密探索,开始植根于大国竞争的深处,深度介入国家外交与安全决策,占据公众注意力的核心,成为大国的智力源泉与基础,并为持续的大国争夺所推动。 回归本源,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政治推动的,它必须反哺于中国的崛起。从服务于中国崛起的视野审视,来自于某一区域或国家的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必须形成“立体性”的研究结果,必须纳入统一的视野,才能成为政策基础。将众多杂乱无章的学科直接纳入“区域与国别研究”,生吞活剥,不但扰乱了现存的学科体系,也将无法达成其为政策服务的初衷。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学科黑洞,是对今日中国学术圈的挑战,也是中国学术圈蒙羞的持续流血的伤口,它显示了我们战略思维与理论构建能力的局限,而缜密而完整的规划从来都是战略行为的一部分。“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学科的定位困境,对中国学界与战略研究圈来说,也可以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这一问题留待中国学者解决,是历史的鞭策,也是命定的逻辑。在这个将以中国定义的时代里,这是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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