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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两广总督张人骏治海方略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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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8 14: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赖胜骐,郭渊.晚清两广总督张人骏治海方略刍议——以东西沙群岛治理为中心[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2,29(01):21-27+39.DOI:10.13307/j.issn.2096-3122.2022.01.03.; v2 f, b/ e2 ?' L/ c) O$ M%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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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 K* I! ?) G) j赖胜骐 郭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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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 K: z5 t* Z清末风雨飘摇之际,海疆危机日渐严峻,中国海洋权益受到了空前严重的威胁,以两广总督张人骏为代表的部分有远见的疆吏敏锐地察觉到此间危情,自觉在时局艰难的客观条件下肩负起保卫国家海权的历史责任,为今日之海洋维权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现今学术界对张人骏其人的专题研究尚不完备,主要集中在张人骏个人生平及书札信笺、张人骏与清末新政相关内容、与张人骏有关联的“二辰丸”案等相关历史事件三方面,如张守中《先府君行述:张人骏生平资料的新发现》[1]、李细珠《张人骏其人及其对新政的态度》[2]、赵莹《粤督张人骏与“二辰丸”案》[3]等,而对其生平思想研究,尤其是治海思想方面则缺少系统的总结,这对正确探究张人骏在中国海疆治理史的角色定位显然是有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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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x+ o+ p8 ?! O0 _一、 张人骏的生平背景) z( F7 L6 M0 B! G
人物思想研究离不开对其生平履历、性格特征、政治倾向等方面的考察。张人骏,原字健庵(后改字千里),号安圃,晚年号湛存居士,道光二十六年(1846)生人,祖籍河北省丰润县大齐坨,《清史稿》无其传。出身丰润地方望族张氏,清流派名臣张佩纶族侄,1868年同治戊辰科进士出身,以翰林转台谏,历任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广西、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光绪中叶外放地方,先后任广西、广东、山东布政使,后因平山东义和团有功升为各省疆吏,先后执掌漕运,抚山东、河南、广东、山西等地。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擢两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五月转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宣统三年(1911)因辛亥革命革命军攻克两江,弃职闲居,直至1927年于天津亡故。' F4 s6 b  I7 a- l2 O

0 l4 X$ m# C7 P/ m& V7 y) V4 q& d! H从政治倾向的角度来看,李细珠在《张人骏其人及其对新政的态度》一文中所用的“‘中体西用’的稳健变法论的同路人”[2]一词可谓精炼。作为一个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他恪守封建传统礼教,以忠君保国为宗旨,痛恨康梁维新之论,对于所谓的新政多持否定态度。在张人骏看来,所谓新政,大多不切实际,徒然煽动民意,中外国情不同,官民理应有别;朝廷所需之“变革”,应是“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4]。只以“修吏治”为政治变革之善法,足可看出其保守因循的传统政治主张;而能看到“兴实业”的重要性这一点又反映出他也并非视大局风云突变若无睹的极端守旧之士,他也知国弱民穷,也愿修政练兵,但骨子里的传统文化教育背景让他无法接受太阿倒持的政治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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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人骏对内政持保守立场,但是对“外夷”入侵海疆却相当警惕,凡事以“争利权”为基本准则。如与英争夺西江巡捕权一案、“二辰丸”对日交涉一案、与日力争东沙岛归属权等案件均是其对外强硬的风格体现。但此强硬不等于仇外,张人骏并非顽固的排外分子,早在“庚子事变”时期,任山东布政使的他虽身处漩涡之中,却一直是坚定的主剿派,一向把“民意”放嘴边的他也知,在非常时期,“非常民意”之不可恃;在督粤时期,他会对港督卢押的示好而自鸣得意,并与之主动保持友好关系;而在“二辰丸”案中,自己力争国格之举不被外务部理解却被欧美“来见者推重”时,也会以“公道不限华夷”[5]113-114之语自我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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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物性格的角度来看,署名“醒父”的一位社评人曾在张人骏离粤时在《香港华字日报》上做出过很精到的评价:“溯属官十数年,于行政上虽能独见其大,然不敢轻于作为,以故不闻有惊人之伟绩,亦不致覆餗之贻讥,遂克保令名以至今日,譬彼拾级而升者,战战兢兢,辄虞陨越,聊缓缓以行,遂克不至于陨越,差望寻跻其巅,若张督者,得毋类是。”[6]在“醒父”看来,张人骏宦途十数载,虽并非平步青云,却也算是“拾级而升”,靠的并非其超群的政绩或显赫的出身,而是“战战兢兢,克保令名”的谨慎性格。而实际上,其谨慎小心的性格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丁未政潮后,岑瞿落败,瞿鸿禨被“开缺回籍”,在当年6月26日的家书中,张人骏提到自己和瞿鸿禨的交往问题——称“(瞿)以前本系朝夕见面之人,及得意后,遽忘前情”,并斥瞿为“小人”(两人分道扬镳,或许有瞿鸿禨忘前情之举,但更多的应是彼时瞿与袁世凯交恶所致)[5]98-99。但尽管心中不忿,张人骏还是设法让儿子打听瞿的行程计划,以便在郑州候瞿以尽地主之谊。这里张人骏虽辩称自己只是“不愿以炎凉处之”,但显然也有一份给自己留足后路的心思,其谨慎小心之心机可见一斑。* ]5 t: N4 n' N5 k  p) \  m3 ^3 S

, ~7 m" i" N+ r* ~倘若将其“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同小心谨慎的人物性格结合起来看待,张人骏在总督两广这一时期的诸多治海举措的行为逻辑便显得十分清晰了:从政治主张来看,张人骏所秉承之保守改良作风,实际上就是传统意义上旧的洋务派的继承与发展——继承之处在于张人骏“驭民”的心态仍然根深蒂固,他在本质上仍然不信任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智民力,所以他才一再批评新政的民主化尝试,而在治海实践中同样展现出了脱离群众的倾向;发展之处则在于张人骏能够吸收以前对外交涉的经验教训,以主动务实的心态,用国际社会认可的手段实现其维权主张。从人物性格来看,张人骏虽“战战兢兢”,但面对外夷却始终不卑不亢,这一矛盾现象或许因华裔正统观念带来的不卑与谨慎性格带来的不亢达到的微妙平衡所产生,即张虽并非滋事之人,但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心态也避免了他倒向另一个“畏事”的极端,面对日人之主动进犯,张人骏能够充分收集证据,谨慎处理争端,据理力争国权,便是受其谨慎小心的性格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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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人骏治理东西沙群岛的举措% j+ v( W6 e/ D+ X. v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东犯,中国南海诸岛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重要的海上交通地理位置以及突出的军事战略地位,引起了东西方列强的觊觎。他们多次非法勘测中国领海,侵犯中国海洋主权,而清政府迭经战败赔款,国力空虚,海防孱弱,无力抵御外敌侵扰,海疆形势空前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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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1 y( W* L# C& B! z' y, _在此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张人骏于1907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他首先遇到的海事危机即是中日东沙岛之争。日本自1895年侵占台湾后,便对中国的南海诸岛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兴趣。自1902年起,即先后有玉置半右卫门、西泽商店、恒信商社等多股势力登陆东沙岛[7],并意图侵占该岛。由于在彼时之前中国政府未在国际上声明对沿海诸群岛的拥有权,这就给了外国侵略者试图浑水摸鱼的机会。1907年8月,日商西泽吉治偕劳工等登上东沙岛,并以“先占无人岛”为理由强行宣布占领,两个月后清政府方探知此事,其虽有心查证,但囿于海图不确、经纬不合的不利条件,难以对东沙岛进行基本的定位,交涉还没开始就已陷入僵局。直至1908年9月,驻广州英国领事傅夏礼函达粤省洋税务委员温道宗,问及可否于东沙岛设立灯塔一事:“该岛是否中国属岛,中国政府有无宣布明文?”[8]115此议重新将东沙岛争端一事放回桌面,张人骏即意识到借英国地图辅助定位该岛的转机。通过艰苦的史料收集与勘误工作,清政府终于将东沙岛定位,并紧接着开展下一步的实地勘测、与日外交的工作。经过多方查探,日方才不得不在诸多铁证面前承认中国对东沙岛及附属礁屿的主权。在办理东沙岛交涉的过程中,西沙群岛的主权维护问题也被关注起来。据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事后回忆,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彼时进言琼州榆林港西约二百海里有群岛怕拉洗尔挨伦(Paracel Is.),系新加坡至香港必经之点,李即心生收此入版图之意,张人骏听闻后也深以为然[9]。为避免西沙群岛重蹈东沙岛覆辙[10]1,张人骏立即一面呈请外部一面派遣吴敬荣、林国祥、王仁棠等人先行勘探西沙群岛,而后设立筹办处拟定正式对西沙群岛进行全方位的勘测与开发方案。1909年6月,随着西沙群岛上21声炮声响起[11],该群岛正式在国际社会的瞩目下收入中国版图,中国海洋维权斗争暂告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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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5 v: @6 |$ D0 Z# O& R5 i6 T三、 张人骏治理东西沙群岛的思想特点
% R) `' w# L7 J  V7 f6 n在处理东西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过程中,张人骏表现出了鲜明的治海思想特点。: ?+ K  E/ O9 @+ E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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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参与治海大业的进取心态
$ G+ T/ ^) k+ ]' }: t# j  C封建时代的中国海事处置素以有海防而无海战的消极防守为突出特征,近代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使得海洋扩张行为的开展缺乏基本的原动力;近代以来海上之敌虽已成心腹之患,但清政府受限于实力不济、资金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仍以“以守为战”作为治理海疆的基本思路[12]。中日东沙岛之争肇起之时,张人骏奉外务部电查核该事件原委,由于所接收之经纬坐标不确,难以对该岛进行准确定位,调查归属权更是无从谈起,维权行动一时陷入僵局。然而通过次年英领之函询,张人骏敏锐地发现了转机,并立即上报中央申请重新对东沙岛一案展开调查,不辞辛劳反复取证,终于挫败了日商之阴谋。张人骏办理此案,秉承一贯不畏外事之强硬作风,积极主动地把握挽回利权良机,并不因东沙岛孤悬海外而听任其沦丧于他国之手。% L6 p) a7 {( J6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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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东沙岛一案原系日人主动来犯,张人骏奉命保卫主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被动的回应;那么巡勘西沙群岛则是其进取心态的更有力佐证——在没有外敌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以张人骏为首的两广政府能够以一隅三反的思路考量潜在的海疆危机,克服不利的物质条件,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将西沙群岛纳入版图,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国家海疆主权完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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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 E, i9 N. Z% c4 U(二)实用主义至上的治海方针6 j* J3 Y  q1 J4 p! z5 F
张人骏在海事治理上(尤其是西沙群岛的勘探与开发)秉承了一贯的实用至上的处事方针,这种务实的作风具体来说即政治上主张实际占领、经济上主张实际获益、军事上主张切实防护三个方面。& D8 _& u  L5 S) e* m% s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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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治上主张实际占领。中国政府与沿海岛屿的交流互动过程在历史记载中虽多有笔墨留存,但从近现代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仅仅不连续的历史文献记载并不能作为归属权的决定性证据,换言之即并非客观上的“长期有效占领”[13],这无疑给了外国侵略者浑水摸鱼的机会。仅从西沙群岛这个例子来看,自隋唐起至明清,“焦石山”“象石”“九乳螺洲”“七洲洋”等五花八门的名称都是中国发现并命名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据,但囿于王朝更迭、文献散佚等诸多客观因素,从国家层面来说,政府对于西沙群岛的具体情况仍然很陌生,及时的主权宣示与维护工作非常困难。从西沙群岛北岛发现的刻有“光绪二十八年”“视察纪念”的两块石碑[14]来看,可知至少在此年已有部分中国人登上西沙群岛并留下了“占领”的证据(此举或许是受1902年《外交报》记载各国会议领海事一文[15]所鼓动,此文第一次在公共传媒领域传播了“领海”的概念[16],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民的海权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石碑树立者不明,很难说是否“代表国家意志”,自然也很难判断其是否属于“主权碑”一类的主权信物。张人骏所策划的对于西沙群岛的两次勘探,很显然在争取近代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一方面就有所布置,无论是举行升旗鸣炮的仪式,还是对海岛建设开发的筹划,抑或是对各岛礁的再命名,再或是拟派兵轮巡阅各岛的计划[8]16-18等举措都吸取了以往主权观念薄弱以致他人觊觎的教训,特意采用国际社会认可的方式宣布对西沙群岛的有效占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实际占领”是否包括群岛附近洋面,即是否是一种“海洋国土意识”的体现,则需进一步商榷。从开发西沙筹办处报督原文和张人骏之禀文来看(后者是对前者的报部修订版),筹办处称:“将各岛一一命名,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8]17而张人骏将之改为:“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17]此两处“海权”似与“地利”(海洋经济利益[18])有别,与“领土”相对应,应代指“管理海洋之权”或“领海权”这一政治观念。张人骏变更“保海权”和“重领土”的陈述顺序,似有强调“保海权”之意;然而结合《李准巡海记》中记载的张人骏在西沙群岛复勘结束后只看到“海图增入此西沙十四岛”[10]的描述,以及其对西沙群岛后续巡逻工作的安排(只针对榆林港至西沙群岛两点之间)来看,在张人骏眼中的“海权”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对海洋洋面的控制管理状态,目的在于保证陆地(岛屿等)安全,地位上仍与“领土”有异,换言之,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海洋同陆地一样,也是国家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重要主题,这一点是因其认知局限性所在而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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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济上主张实际获益。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力开发西沙群岛(包括与之配套之海南岛的开发)的自然资源,寻求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诸多举措安排。与以往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效益的海疆巡视活动或民间探险活动迥异,从《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开办西沙筹办处)开办大纲八条》以及“张人骏之奏报”三份文件来看,两广政府对西沙群岛上的磷质矿砂、海产资料、农业种植、海盐提炼、招工就业等多个经济社会领域的开发利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效仿西泽经营东沙岛成案,谋划完善西沙群岛之基础设施建设(如无线电、铁轨、马路、蓄水池、厂屋建筑等),以服务于西沙群岛的开发活动;此外,进一步提出将西沙群岛的开发与海南岛的建设有机结合的战略设想,以榆林港为主要中转港口,连接西沙群岛与广东省内地,以期收“殖民”之利。两广政府针对“西沙群岛-海南岛”区域经济潜力的开发,实际上颇似清末流行的“自开商埠”的拓展(实际上海南岛开埠之议早于1907年底即有胡国廉承办之眉目[19]),张人骏对民间响应政府号召兴办实业一向青睐有加,在他看来,“修吏治,兴实业”才是国家富强最根本的出路——民智虽不足以参与国家政治,但却是实业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民众若能“扩充航业,振兴工艺”,那便是“中国振兴机兆”[5]114。西沙群岛的有效开发,既可以为国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利润,又能助力海南岛商埠建设,对于国家实业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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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7 P$ [- s0 t, r$ C& L5 ]. e9 v三是重视西沙群岛的军事价值与军事保护。这一点体现在对西沙群岛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的认知和建设榆林港海军港对西沙群岛进行军事保护两个方面。前者在林国祥对李准之进言、张人骏巡视西沙群岛的奏报中均有文段提及:“新加坡至香港必经之处……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8]22正是因为张人骏等人看到了西沙群岛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故而对将西沙群岛正式收入版图一事才如此上心。而后者榆林港之议早在1908年即有初步设想,是年4月3日《申报》即刊有《中国之第一海军港》[20]一文记载张人骏已有将榆林港建设为海军军港的计划。在张人骏的预设计划中,西沙群岛将承担起清国在南洋的重要前哨阵地与经济资源开发地的重任,而海南岛则以榆林港为沟通西沙群岛的主要通道,通过榆林港承接西沙群岛对外交换、领土保护等职能,西沙群岛、海南岛两相结合,互为倚仗,共同拱卫中国海疆的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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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_. h6 c0 x8 d(三)疏于对海防军事力量建设的重视. T3 j! y3 Q! O' g, V( ?3 _
张人骏虽在海疆经济开发上雄心勃勃,但却在海防军事力量建设方略上(如海军建设、海防筹划等方面)少有创见,即便如上文有建设榆林军港之议,但所陈述之办理方案无非是“修筑炮台”“改建船坞”等语[21],并无新意。张曾奏称:“(粤省办理军政)以兵事言,海防重于陆防。”[22]515他在这里虽强调在两广办理海军之必要性,但却并无具体之海防办理方案。同时,从他所呈报之粤省新军成果来看,“计光绪三十四年春间,已成一协,并先后成立工、辎各一营,炮队一、二营;设立兵事研究所,重视军官培养”[22]516看似已有成效,但多是陆军建设举措,显然悖于其“海防重于陆防”之论。查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其一,遍览张人骏履历,他确实没有与外敌交战之经历,军队建设(尤其是海军)实非其强项。陆军建设尚可依例编练筹办,海军则仍需依仗专门人才方能办理,张人骏不便越俎代庖。其二,张人骏对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为首的地方海军将领的充分信任,尤其是张李之交,可称“伯侄之情”[23]。李准自1901年起任广东巡防营统领兼巡各江水师起,于1905年、1907年两度署理广东水师提督,平叛灭匪无数,是清末广东海军的核心人物。于公于私,张将广东海防军事全权交予李准都合情合理,自然无需再另做筹划。其三,从彼时之时代背景来看,清王朝迭经甲午海战、庚子赔款等巨变,已基本丧失与外敌海上争雄之条件。海军的重建也因资金不敷而难有进展。在此严峻的物质条件下,所谓的海防建设理论形同空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20世纪初的中国已基本被外国瓜分殆尽,中外之间基本没有兵战之虞,更让清政府焦头烂额的是国内的起义者,国内军队的主要对手也是起义者、地方盗匪等。在这种情况下,海军的优先级显然不如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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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v3 b4 N+ u1 F4 s/ t+ t* {四、 张人骏治理海疆新模式
# x% ?  M, M. T- O, T$ d/ g) c与以往粗放式疆域经营不同的是,张人骏在治理海疆的手段上强调“治疆与开发相结合”的新模式,以主权保开发,以开发固主权,体现了其立足长远、视野开阔的治海方略。这种新模式主要有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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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长期经营的战略思想,巩固主权宣告这一短期行为的成果。从东沙岛一案来看,早在收回东沙岛之前,张人骏在组织第二次东沙岛调查时就考虑到日后的开发和建设,如聘请外籍专员卡里森氏调查并化验鸟粪、税务员德乐师氏测量岛屿,考虑设立灯塔、无线电等事宜[24],这些措施既立足于满足日后开发的基本情报与设施服务所需,也有通过设立灯塔等方式留下主权信物之意,以防止今后再遭外人觊觎。随后,在与日方商酌收购岛产之际,张人骏更是进一步提出了“以日商旧有设施为基础,将东沙开作商埠”[25]的设想。可以想见,倘若是议落实,彼时中国不但能进一步巩固对该岛的主权,更能多一对外贸易之窗口。而在西沙群岛建设开发筹备中,这一思想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贯彻落实,有东沙岛一案轇輵在前,西沙群岛的主权维护则更显刻不容缓。为了确保主权无虞,张人骏等人先后两次勘测西沙群岛,成立开发机构,并先后拟定《入手办法十条》与《开发规划八项》等文件,其内容集命名立碑、资源开发、军事防护、商埠建设[26]、无线电通讯设施建设等多方面于一体,体现了海疆管理思想向着深入化、周密化的良性发展;同时,安排西沙群岛开发事宜之余,张人骏等人进一步对海南岛之榆林港的配套开发进行了布置,拟定了《经营榆林港应行筹办事宜十一条》[9]12-16,基于西沙群岛-海南岛的区域地缘优势,强化地区之间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联系,体现了统筹南海海疆整体安全与发展的清晰思路。/ m0 F5 O2 Y$ U

4 J1 j- Y+ v, Z5 g, g* F二是坚持以民代军,军民结合的指导思想,突出体现在其于经略西沙群岛过程中善用民力巩固西沙群岛实际占领与开发建设的举措上。首先,从复勘人员的选定上来看,与初勘只派遣海军将领等相关官员的安排相比较,复勘人员的构成则突出了对“开发”这一主题的把控[27]——除了官员以外,尚有港商3人,测绘人员16人,工程师、化验师、军医、照相师、木工、泥水匠、种植工、小工等120余人。这些民众的职业构成五花八门,多以辅助西沙群岛开发工作的服务行业为主,与以往海疆巡视只重防务安靖的经历相比较,这次复勘反而更像是一次招工垦殖行为。其次,从开办计划来看,两广政府预备在岛上修造厂屋,从采砂入手,派员驻于该处,经理其事,并聘西人之精于化学者,随时化验磷质等物,同时,大力开发其农、牧、渔业潜在价值。这些安排有一个共同的必要前提,即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迁入,于是开办计划又主张招徕外洋侨工以为填充,通过移民开发的手段实现对海疆的占领与利用。最后,为了给岛务开发加上安全保险,两广政府充分利用地缘关系,利用榆林军港的军事职能辐射西沙群岛,以活动性、灵活性较强的海域巡逻代替旧的直接驻扎军队的手段,既节省了军费开支,又兼顾了海上安全。当然,这里的“军民结合”严格来说仍然是一种有限的结合,是权责不对等的结合——从《开办大纲》来看,东西沙群岛的开办方式仍然是以“强政府意志,弱民众利权”为特征的官督商办手段,无论是管理权还是红利分配权都牢牢掌握在清政府手中,客观来说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与经验才智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利用。随着清政府的覆亡,在缺少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情况下,中国海疆很快再次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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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6 [2 t  o2 Z2 h综上所述,张人骏治海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的人生见闻的双重影响。就时代背景的角度来说,清末海疆危机深重与海防能力孱弱的矛盾状态积重难返,张人骏既身居两广总督之高位,便势必需要对此尴尬状况提出解决方案。具体来看,严峻的时局与迫在眉睫的危机(如中日东沙岛之争)促使张人骏不得不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之道,然而受客观条件之不足(如资金不足、海军力量弱等)的限制,张人骏虽有心尽力而为,但这些回应最终却往往虎头蛇尾,难收全效(如东西沙群岛的开发)。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张人骏作为封疆大吏,其回应对时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没有昔日他在南海的苦心经营,后人的海权维护之路会困难很多。客观时局的变化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施展是相互促进的,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说,张人骏生平所见所闻决定了其所感所想,张人骏的治海思想在根本上由其教育背景、人生履历等方面决定。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忠君报国”教育影响的封建官僚,张人骏在国家海疆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不惧强暴,积极主动承担维护利权的责任;然而囿于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海洋国土意识与专业开发知识,不能充分发动各阶层群众参与海疆维权与建设,不能对近代海军建设提出新的思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海疆治理措施的成效大打折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以来的海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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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 [6 B% A+ u0 D从现实维度来看,当今国际形势云谲波诡,给中国的海疆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破此局,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强调:“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边海防战线的全体同志要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勇于作为,敢于担当,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28]而以张人骏为代表的近代治海先驱们的历史事迹正是这“三个意识”新时代海防要求的良好注脚:在国穷军弱的不利条件下,张人骏能够勇于作为,自觉担当御侮使命,坚决收回东沙岛;同时,针对西沙群岛等潜在危机点,能树立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提出“开发利用东西沙群岛以拱卫南海边疆全局”的务实设想。这种以积极进取的热忱、脚踏实地的心态、长远布局的眼光从事国家边疆发展工作的作风,依然是我国现代海防安全维护和建设事业的不凡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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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勘西沙群岛的动因众说纷纭:《李准巡海记》有林国祥献议一说,《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中引用张人骏奏报称系受东沙岛案影响,《申报》《东方杂志》有外轮入侵西沙群岛之传言一说,无论是何动因,两广地方主动注意到西沙群岛并付诸实践这一点应是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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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2 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什么时候都有治世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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